男性外出务工、女性赋权与家庭成员蛋白质摄入

——来自欠发达地区农村的证据

一、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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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指出，健康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通过科学合理的膳食结构摄入全面均衡的营养是获得健康以及健康人力资本的保障。民众健康水平的提高有助于积累健康人力资本、增加劳动参与率以及促进经济和社会的长期发展（Shekar et al.，2017）。到2019年底，中国农村人口依然占到总人口的39.4%。因此，现阶段提高农村人力资本对整体提升中国人力资本有着重大意义。

2020年，中国取得脱贫攻坚战的重大胜利，消除了农村几千年以来的绝对贫困。但是，已脱贫的农村贫困人口仍然存在较大的返贫风险。因此，如何有效应对欠发达地区农村所面临的返贫（尤其是因病返贫）挑战以巩固脱贫成果，成为国家和社会各界关注的重大问题。欠发达地区农户存在的营养不良问题，不仅是物质贫困，更是健康人力资本上的贫困（王兴稳等，2012）。相反，农户良好的健康状况不仅能增加成员的劳动供给时间（秦立建等，2012）、提高成员个体的劳动生产率（张车伟，2003），还能降低农户维持健康的成本（王兴稳等，2012），从而有利于欠发达地区的农户累积健康人力资本，有助于农户增收脱贫（程名望等，2014），巩固拓展欠发达地区的脱贫成果。

然而，健康人力资本发挥作用依赖于一定数量的食物消费（王弟海，2012）。个体只有从一定数量的食物消费中摄入蛋白质等人体必需的营养素，才能够维持基本的生命活动（Fogel，1994），从而发挥人力资本作用。蛋白质是生命的物质基础，蛋白质的摄入不足会导致人体免疫力下降（赵方蕾等，2021），损害人体健康。但中国居民的膳食营养结构中的蛋白质摄入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对不足（封志明、史登峰，2006），特别是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对于低收入农户而言，低蛋白的食物消费不利于其获得或维持健康，反而阻碍其健康人力资本的积累，限制其获取收入的能力，使之更难以提高收入从而摆脱贫困（Banerjee and Duflo，2011）。因此，探讨如何提高欠发达地区农户的食物消费水平以保障其蛋白质等营养物质的摄入，对于提高农户收入水平、减少贫困有着重要意义，也有助于从健康人力资本的角度研究如何降低农户因营养不良和疾病侵害所导致的返贫风险。

居民食物消费与营养摄入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已有研究多集中于对宏观层面的影响因素的讨论，例如经济增长（郑志浩等，2015）、农业生产结构和生产类型（李晓云、张晓娇，2020）、人口结构及职业结构（钟甫宁、向晶，2012）、城镇化（刘华、胡雪枝，2013）、医疗保险（马双等，2010）、基础设施（包括道路、饮用水）建设（王兴稳等，2012）等。微观层面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户主的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等个体特征，家庭人口规模及结构等家庭特征，以及耕地面积和收入等要素禀赋特征（肖海峰等，2008）。此外，外出务工被认为是提高农村居民食物消费水平和营养摄入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田旭等，2018）。然而，现有研究较少从性别差异的角度讨论此问题，女性及女性赋权（即女性在家庭生产、生活等方面的决策权）在关于家庭食物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中极少被提及。家庭日常生活消费往往由女性做主，因此女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家庭成员的食物消费和营养摄入（Kassie et al.，2020）。更鲜有研究进一步探讨女性赋权在男性外出务工对家庭成员的食物消费和营养摄入的影响中可能发挥的作用。

本文运用2015年和2018年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四省欠发达地区农村2089份农户追踪调查数据，分析男性外出务工、女性赋权对家庭成员蛋白质摄入的影响及其机制。本研究分析的样本农户来自欠发达地区农村，这些地区也是农村居民营养不良从而健康问题高发的地区。因而本研究也为解决营养不良损害了健康人力资本从而可能导致返贫的问题，提供了有益思路与理论依据。

二、理论分析

（一）男性外出务工对家庭食物营养消费的影响

男性外出务工可以增加家庭成员蛋白质摄入。外出务工可通过增收效应、消费示范效应以及对农业生产的挤出效应影响家庭成员的食物营养消费，具体影响路径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1）男性外出务工可促进农户增收。从收入构成视角看，外出务工不仅直接增加了农户的工资性收入，还可能促使农户对家庭拥有的土地进行流转，实现土地资源的重新配置，间接增加其财产性收入（文洪星、韩青，2018）。外出务工促进了农户增收，进而放宽了家庭的预算约束和流动性约束。家庭潜在食物消费的数量与种类更加丰富，从而改善家庭食物消费和营养摄入（李雷等，2019）。

（2）男性外出务工可促使农户家庭消费观念的改变。农村劳动力进入食物营养消费水平较高的城镇后，会不自觉地模仿城镇居民的消费方式与消费习惯（文洪星、韩青，2018），从而提高自身的食物营养消费。此外，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也可使他们将营养健康知识和信息传递给留守的家庭成员，进而影响农户家庭的食物消费结构，增加其蛋白质等营养物质的摄入水平（李雷等，2019）。

（3）男性外出务工可对农户原本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产生“挤出效应”，从而影响农户的食物多样性。从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的视角来看，外出务工减少了农户在农业生产上的劳动力配置（秦立建等，2011），进而可能引发土地资源的再配置。农户原来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因土地转出而难以维系（孙新华，2013）。在欠发达地区，自给自足的多样化农业生产是增加农户的食物可获得性、改善膳食结构和增加营养素摄入量的重要途径（李晓云、张晓娇，2020）。外出务工对农户原来的自给自足的多样化农业生产构成冲击，原有的家庭食物消费结构和营养摄入可能也随之发生变化。

此外，不同性别的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家庭成员营养健康状况的影响也不同（刘晓昀，2010）。女性外出务工导致其家庭照料时间减少，对家庭成员的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孙文凯、王乙杰，2016）。而男性通常较少从事家庭照料活动，男性外出务工对家庭成员营养健康状况的影响主要通过收入效应实现。因此，男性外出务工可以增加家庭成员蛋白质摄入。

（二）男性外出务工、女性赋权与家庭成员蛋白质摄入量

1.男性外出务工对女性赋权的影响。男性外出务工也对家庭权力的性别格局构成了冲击。一方面，男性外出务工使女性更多地参与农业生产决策和农业生产活动，赋予女性“缺席性领导权”；同时，女性通过递补性地承担农业劳动，增强其经济及决策独立性，使其对家庭的贡献更加显性化，因而可能会获得更多的家庭决策权力（孟宪范，1995）。另一方面，留守女性的农业生产经营收入通常远低于其配偶的非农务工收入，导致女性在家庭中的经济资源处于劣势，因而农业女性化不利于女性赋权以及女性家庭地位的提升（高小贤，1994）。然而，经济资源对家庭权力的影响受制于时间和空间，即外出务工的男性所拥有的经济资源在家庭权力的性别格局中所能发挥的作用，会随着其与家庭的物理距离的增加而减弱（陈志光、杨菊华，2010），家庭中的女性成员因而能获得更多的家庭权力。

2.女性赋权可以增加家庭成员蛋白质摄入。在中国农村，女性往往是家庭照料和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范红丽、辛宝英，2019）。女性通过家庭日常食物消费决策影响家庭成员的食物消费和营养摄入。首先，相较于男性，女性更具有利他性，她们更多地将自己视为家庭中的一员而不是独立的个体（Kabeer，1999）。其次，由于家庭成员的偏好差异，在家庭联合决策模型（collective model）中，家庭成员通常需要通过博弈和协商决定家庭内部资源的配置（Hoddinott and Haddad，1995）。家庭食物消费决策是家庭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家庭内部权力结构影响（殷浩栋等，2018）。相关研究发现，在有限的家庭预算内，女性相较于男性更倾向于、也更注重营养健康领域的支出（Quisumbing and Maluccio，2003；吴晓瑜、李力行，2011）。女性如果被赋予更多的家庭决策权（即女性赋权），掌握更多的家庭资源配置权，可能会促使其家庭食物营养消费支出提高。因此，增加女性赋权可促进家庭成员的饮食多样性和蛋白质摄入（Kassie et al.，2020），从而改善家庭成员的营养健康状况。

3.女性赋权在男性外出务工对家庭成员蛋白质摄入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若男性外出务工和女性赋权均能增加家庭成员蛋白质摄入，且男性外出务工可以促进女性赋权，那么可以推断女性赋权在男性外出务工对家庭成员蛋白质摄入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

三、数据来源、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笔者参与的中国贫困县农户贫困与食物安全跟踪调查所形成的面板数据库。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涵盖了2015年和2018年陕西、云南、贵州以及甘肃4省7个贫困县2089户农户的追踪调查数据。

（二）模型设定

本文主要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男性外出务工、女性赋权对家庭成员蛋白质摄入的影响及其机制，并借鉴Baron and Kenny（1986）、Sobel（1982）、Zhao et al.（2010）以及温忠麟、叶宝娟（2014）的做法，对女性赋权在男性外出务工对家庭成员蛋白质摄入的影响中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三）变量说明

1.家庭成员蛋白质摄入量。本文采用家庭每标准人的日均蛋白质摄入量来衡量，以克为单位。

2.男性外出务工。本文将外出务工定义为户籍仍在农村的劳动者离开户籍所在地，从事农业和非农劳动并获得工资性收入的行为。本文使用的男性外出务工变量为虚拟变量，即农户有男性成员外出务工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3.女性赋权。为测度女性赋权的整体情况，本文在女性农业赋权指数（the women’s empowerment in agriculture index，简写为WEAI）的基础上进行调整，通过女性在农业生产决策、生产性资产、财务支配、人际交往、日常消费5个维度的决策参与度构建女性赋权得分。

4.控制变量。除以上关键解释变量，本文控制了女性年龄、女性教育、女性信贷、女性社区参与、健康状况、家庭收入、耕地面积、家庭菜园、畜禽养殖、生活燃料、通讯支出以及市场距离等变量（Krumbiegel et al.，2020）。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

估计结果显示，男性外出务工和女性赋权均可增加家庭成员蛋白质摄入，且男性外出务工可以促进女性赋权。因此可以推断，女性赋权在男性外出务工对家庭成员蛋白质摄入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且在控制女性赋权的影响后，男性外出务工变量系数仍显著且为正。因此，女性赋权在其中发挥的是部分中介效应。

（二）稳健性检验

本文分别采用测算遗漏变量造成估计偏误的可能性（Altonji et al.，2005；Bellows and Miguel，2009）、调整女性赋权测度和替换平衡面板数据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估计结论保持稳健。

（三）异质性分析

1.男性外出务工、女性赋权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家庭成员蛋白质摄入的影响。本文根据样本农户家庭人均收入的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高收入组与低收入组，进行分组回归。结果表明，由于男性外出务工对女性赋权的正向影响仅在高收入组中显著，且在控制女性赋权后，男性外出务工对家庭成员蛋白质摄入的影响不再显著。因此，女性赋权仅在高收入组中存在完全中介效应。

2.不同外出距离的男性外出务工对女性赋权的影响。为比较男性跨省务工与男性本省务工对女性赋权的影响差异，本文通过缩小样本范围，将有男性外出务工的农户作为研究对象，并使用男性是否跨省务工替换男性外出务工变量进行估计。结果显示，男性是否跨省外出务工对女性赋权的影响并无显著差异。

五、结论和讨论

研究结果发现：第一，男性外出务工对家庭成员蛋白质摄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男性外出务工可改善女性赋权；第三，女性赋权也提高了家庭成员蛋白质摄入；第四，女性赋权在男性外出务工对家庭成员蛋白质摄入的影响中有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地，对于收入较高的样本农户，女性赋权在男性外出务工对其家庭成员蛋白质摄入的影响中有完全中介效应。此外，男性外出务工距离家乡的远近对女性赋权的影响无显著差异。

上述结论有如下政策启示：在推动男性外出务工增加农户收入水平的基础上，可通过进一步提高女性赋权来促进农户家庭成员蛋白质摄入。在当前中国不断加快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转移的大背景下，农户基于“男主外，女主内”这一原则在性别之间进行非农经济活动和农业生产劳动的分工，留守女性因而已成为目前中国农村生产生活的最主要的参与主体。因此，一方面，政府应通过技术培训、农民就业辅导和职业培训等措施，积极帮助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增加外出务工的机会，助力农户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从而改善他们的蛋白质等营养摄入。另一方面，应更多关注留守在广大农村地区的女性的生存和生活状况。

原文刊发：《中国农村经济》202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