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部队转移到贵州遵义。

前有堵截，后有追兵，此刻红军已经到了危急存亡的重要关头，为了挽救中国革命的种子，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决定，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上，毛泽东做了重要发言，他既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原因，又提出了新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的发言过后，原本应该热烈讨论的会议室，此刻却陷入了沉寂……

突然，会场内响起了一个铿锵有力的声音：

“我完全赞成并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自此声后，原本沉寂的会议室里也开始不断地传出“我也同意”的声音。

最终在大多数人的同意支持下，毛泽东同志的方针被采用，红军也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成功的突破重围、走向胜利。

“是他投出了关键性的一票！”

毛泽东同志在之后回忆遵义会议的时候多次对旁人这样说。

“他”究竟是谁？这“关键性的一票”又是怎么被投出去的？

心系于党的多次“呐喊”

1935年1月15日，在红军刚刚经历了湘江战役等惨烈战斗损失惨重的情况下，“左”倾冒险主义却依然坚持要剩余不多的红军北上湘西和国民党“硬碰硬”。

为了挽救处于生死存亡之际的红军，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紧急会议。

结合此前第五次“反围剿”行动失败的根本原因，会议中心主旨定为：纠正“左倾”错误指导，恢复毛泽东军事指挥权，走正确指导路线。

那么要想真正地了解遵义会议的主旨，我们就先得从第五次反“围剿”说起。

1933年9月，蒋介石自任总司令，率领100万军队，调令200架飞机对中共发动第五次围剿战争，准备彻底扫灭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根据地。

拥有百万大军的蒋介石，深知其在军事力量上的优势。于是在步步紧逼的情况下，疯狂地在革命根据地周围修建堡垒，数量高达三千之多。

蒋介石采取“堡垒推进，步步为营”的战术，准备逐步消耗红军的力量，从中一步步找到红军主要力量所处之地，以此来达到彻底消灭红军的目的。

在知晓蒋介石的所作所为后的毛泽东，自然明白了蒋介石的意图。

尽管此时毛泽东在军事上已经被“左派”王明等人架空，但他仍然心系于党，多次向党中央提出建议：面对如此强敌，要采取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

但此时的王明等人仍固执己见，在明知蒋介石所带领的敌军数量是红军数量的十倍之多时，大喊“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口号，坚持采取激进的冒险战略，致使红军屡战屡败，大受挫折。

果然，在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的当月月底，中央苏区的大门黎川就失守了。

1933年11月20日，在蒋介石仗着人数优势，“围剿”着正“起劲”的时候，国民党内部矛盾激化，蒋介石不得不分出大部分火力镇压提出“反蒋抗日”的蒋光鼐等人。

得知此消息的毛泽东，立马意识到这是一个好机会。

他多次向在中央苏区主持工作的李德，博古等人提出建议：

“应改变此时的战略政策，变防御为进攻”

“在向其他没有堡垒的地方寻求作战机会，同时出动红军主要力量，突进至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赣皖地区去”。

可此时的李德，博古等人，却并不考虑当时的实际情况，依旧照搬苏联红军的“城市包围农村”的作战政策，派出红军在正面与国民党军队相抗衡。

并说毛泽东是农民暴动出身，只知道打游击战，不懂什么叫大兵团作战。

毛泽东因此被气得仰天长叹：红军在这种无知之辈的带领下，必定会一败涂地。

1934年4月，调转火力的蒋介石凭借数倍于红军的军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迅速地占领了广昌等地，火力直逼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危在旦夕。

在此期间，毛泽东又多次向李德、博古等人提出建议：如果国民党是一支队伍发起进攻，那么就避开其队伍的先头部队和后续部队，只打其中的接应部队；如果国民党队伍是多支队伍同时发起进攻，那么就集中火力攻其侧面的一队，这样国民党的围剿行动必然失败。

面对毛泽东的数次建议，刚愎自用的博古、李德等人，依然坚持“左倾”路线，与国民党正面抗衡，甚至做出主动进攻的决定。

病榻上的谈论

1934年9月，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原本坚持冒险主义“左倾”派变成了逃跑主义，红军被迫开始万里长征。

彼时的毛泽东刚刚大病初愈，加上对红军生存命运的担忧，身体十分的虚弱。因此在长征途中，不得不躺在担架上。

也正因如此，他在这儿遇到了因为在第四次反围剿行动中被敌机炸伤，从长征开始就一直躺在担架上的王稼祥。

王稼祥从第五次反围剿中，尤其是广昌战役后，就清楚地发现李德、博古等人的军事指挥是错误的。

此前，红军即将转移时，李德等人曾以王稼祥受伤养病为由，想将身为军委副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留在当地老百姓家中，毛泽东极力替王稼祥争辩，让王稼祥随红军一起踏上了长征之路。

对于这件事情，王稼祥对毛泽东心存感激。

因此，在二人在碰到一起的时候，王稼祥便有意无意地和毛泽东谈论的当下的局势。

毛泽东提出，第四次和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利，就是因为中共内部的政治分歧，和军事分歧，此话一出，王稼祥便觉得他们对当下局势的看法高度相同。

于是，二人便时常在一起谈论政事。他们在行军途中谈，在吃饭的时候谈，在休息的时候谈。

通过这些交谈，王稼祥越来越佩服毛泽东的政治军事思想，尤其在毛泽东分析谈论广昌战役之所以惨败是因为：“我们的战争，是在中国，是在革命根据地，但李德等人却依旧对在外国学习的军事战略进行机械搬用”，王稼祥更觉如遇知己。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王稼祥激动地对毛泽东说道。

可此时在经历了之前无数次“呐喊无声”的毛泽东，觉得自己在军事上已经没有了话语权，于是自嘲的对王稼祥道：可惜的是，我现在在军事上已经没有了发言权。

对此王稼祥回道：未必，我和政治局很多的同志都对此进行过交流，他们很多人，都很赞同你的看法。

谈至最后，王稼祥表示，之后他会跟更多的同志交流毛泽东的想法与建议。

此后不久，王稼祥便找到当时身兼数职的老同学张闻天，向张闻天详细地讲述了毛泽东的主张。

张闻天听后明确表示同意毛泽东的观点，在了解到毛泽东的想法之后，张闻天也开始利用行军和休息的时间与毛泽东、王稼祥进行交谈。

就这样，原来的“二人行”变成了“三人行”。

在这期间，毛泽东也与周恩来，朱德进行了交流，也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正巧这时王稼祥的旧时好友、当时的中央军委聂荣臻因脚部化脓，也随中央纵队一同前行。

王稼祥知晓后，很快便找到了聂荣臻，向他转述了毛泽东的主张后，王稼祥便直截了当地指出，必须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撤掉，改组领导团队，最好是由毛泽东指挥。

聂荣臻听罢爽快地说：“完全赞成，我也早就有这个想法了。”

1934年12月10日，红军进入通道县内，李德、博古等人，在完全不考虑红军兵力折损的实际情况，仍然要采取“左倾”的冒险主义，坚持要北进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师，然后对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发起进攻。

战争即将开始，3万多将士该何去何从？！

1934年12月12日，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央在通道县内召开了紧急会议。

会上毛泽东提出避开敌人军事力量强的地方，放弃北进湘西改为西进贵州，从敌人军事力量薄弱的地方，着手寻找开辟新的根据地。

建议一经提出便得到了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张闻天等人的支持，毛泽东的建议也在会议上被通过。

随后，红军兵分两路，一路从通道县进入靖州县随后进入贵州；一路从通道县进入贵州的洪州，随后进入黎平。

1934年12月18日，在紧急会议召开后没过几天中央又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

这次会议，主要是为了继续讨论红军战略行动方向问题。

毛泽东就之前在紧急会议上提出的观点，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他的主张遭到了“左倾”派李德等人的反对。

但由于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王稼祥、张闻天等人的赞成，加上主持这次会议，负责作战指挥的周恩来也表示了赞成，会议最终采用了毛泽东提出的新的行动方针。

正是因为毛泽东提出的行动方针的被采纳，使得蒋介石想要在湘西团灭红军的计划落空。红军才避免了重大损伤，一举突破乌江，进而占领遵义。

会议上的力挽狂澜之声

1935年1月15日，扭转了党和红军、改变了中国革命历史命运的会议——遵义会议，如期召开。

按照会议议程，首先由博古对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进行总结报告。

他在总结红军失利的原因时，将其归咎于“敌强我弱”等客观因素上，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指导，才是根本原因。

而接下来的周恩来，在作“副报告”的时候，将战争失利的原因归于错误的军事领导上，由于他是军事领导人之一，所以他主动承担了责任。

紧随其后的张闻天也作了报告，矛头直指“左”倾错误。

紧接着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他通过结合之前四次反围剿成功，全面透彻地分析出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正是由于错误的战略战术指导造成的。

毛泽东的发言，有力地批判了“左”倾冒险教条主义的错误。

会议至此，出现了完全相反的两种思想观点和方针路线，严肃而深刻的党内斗争完全地被摆上了桌面。

在这个时候，做第一个出来发表自己观点的人确实很难，因此此时的会议室内鸦雀无声，氛围紧张。

“我完全赞成并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掷地有声的一句话响彻了氛围紧张的会议室，一时间会议室内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王稼祥。

在王稼祥鲜明地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同时，他还指出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就是有些人在脱离实际情况下的瞎指挥。

听到这儿，李德立马抬起头瞪着王稼祥，因为他知道王稼祥是在说他。

不过王稼祥并不在意，他直接点名李德等人，指出导致红军和党处于如此境地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李德等人不愿接受党内正确意见导致的。

同时，王稼祥郑重地提出了改组指挥机构，由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的建议。

王稼祥这段掷地有声的发言，正是引起后面层出不断支持声的关键。

在王稼祥发言结束后，朱德、彭德怀、刘少奇、陈云等人也纷纷表达了对毛泽东的支持与对“左”倾冒险主义的批判。

毛泽东之后在回忆起遵义会议时，也多次说道：“王稼祥是最早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是他投了最关键的一票”

在拥护毛泽东正确指导呼声不断的情况下，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被取消，中共中央也终于结束了长达4年的“左”倾错误路线统治。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成功地挽救了此时已经“命悬一线”的党和红军，是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随后，红军在毛泽东的正确指导下，顺利走完长征路，使得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此期间，中共也铸就了“长征精神”。

“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什么是长征精神？它是毛泽东在被排挤被边缘化后仍坚持为革命考虑的“呐喊”精神；是毛泽东，王稼祥在病榻上也心系于革命的“大家”精神；也是王稼祥在众人都沉寂无声时，勇于作第一人的“打破”精神。

当然长征精神不仅仅只有这些，我们要学习还有很多。正如我们当代的领导人所说：“我们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长征路”。

我们在学习长征精神的同时，还需要结合新的实际，传承好、弘扬好长征精神的精神，走好我们每代人自己的长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