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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现甲骨文

1936年的夏天，一辆从河南安阳开往南京的火车上。装着一个重达5吨的巨大土方。因为这件特殊的物品，这趟不到1000公里的路程，走了一个月时间，历经了艰难险阻。首先光是把这个土方从发现地运到火车站，就动用了64名壮小伙，折腾了两天。等送上了火车，又遇上了麻匪，保安队开枪还击才脱险。开到一半，因为太重压坏了车轴，到了南京装卸的时候，又把工人撞伤了。

但所有的困难都是值得的，因为这个土方里面，埋藏着中国近百年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没有之一，那就是——甲骨文。

我们常说中国有5000年文明史，我们的史学道统一脉相承，从孔子著《春秋》，到司马迁写《史记》，再到后来的24史，有文字记录的历史绵延几千年。

但是，在民国时期，有一段时间，国际上对于中国的历史只承认到周朝。因为根据学术界的标准，对于没有出土过大量文物和遗迹，只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不予承认，更何况在司马迁关于商朝历史的记载中，还有着神话传说的性质。

《史记殷本纪》记载，殷商的祖先叫做契，契的母亲叫做简狄，简狄吃了玄鸟下的蛋，怀孕生下了契，后来契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分到了一块地，这块地就叫做商。

这种神话传说性质的记录，在当时的学术界是不被认可的，而且一直以来也没有出土过大量的文物和遗迹来证明商朝的存在，所以商朝的历史，并不被认为是信史。

直到清朝末年，一位叫做王懿荣的官员，因为抓药发现了一种叫做龙骨的药材上，刻着许多奇怪的符号。身为金石学家的王懿荣，推测这些符号是目前所知的中国文字中最古老的一种，很可能是殷商时期的文字。于是他开始大量收购这种刻字的龙骨，准备好好研究一番。

可惜的是，很快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王懿荣率众抵抗失败，在墙上题下“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于止知其所止，此为近之”的绝命词，投井自尽，其妻谢氏一同殉难。

王懿荣死后，他的儿子变卖家产，也包括其父生前收藏的所有甲骨文。这些甲骨文全部被一个叫做刘鹗的人买走。刘鹗也是当时一位奇才，他年轻时就不走仕途，四处求学，精通天文、地理、水利、算学、音律、金石学等等，还写过一本著名的小说叫做《老残游记》。

刘鹗对甲骨文进行了研究之后，明确提出甲骨文为“殷人刀笔文字”，并出版了一本《铁云藏龟》进行了详细介绍。

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考古界。甲骨文也作为一门新的学科，迅速崛起，研究者、想借机发财者纷纷涌向了这些“龙骨”的发掘地——河南安阳小屯村。

2、

荒野中的大师

刚开始的时候，大量的古董商人、藏家学者来到小屯村，向当地农民大量收购甲骨文。相比起种地，去挖甲骨赚钱更多，农民们都在地里疯狂挖掘甲骨。就这样野蛮挖掘了20多年，数万片甲骨文流落到世界各地。

这么重要的文物，当时的政府就不管吗？

要知道，当时正值清末民初，地方割据，局势动荡，谁会有心思来管这些呢？

眼看着，中国大地上又将重蹈像敦煌那样，因为政府不作为而导致珍贵文物流落海外的覆辙。中国的古迹又成为各国投机者、冒险家们随意掠夺的仓库，一位中国学者站了出来，他说服了当时的民国政府，对甲骨文进行保护和官方发掘。

他就是傅斯年。当时刚刚负责创建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提出发掘计划不久，由他推荐的此次计划的带头人董作宾出场了。

董作宾很早就开始研究甲骨文，后来与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并称为甲骨文的“四位大师”。

1928年夏天，董作宾带着考古队来到了小屯村。

经过20多年的野蛮挖掘和贩卖，小屯村的村民们都认为当地的甲骨应该都挖得差不多了。但董作宾经过了详细的考察和测量之后，得出了“甲骨挖掘未尽”的结论。向中央报告要尽快发掘，“迟一日则有一日之损失”。

1928年10月，在董作宾的主持下，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对殷墟的科学考古发掘正式开始，这也是中国现代考古的开端。

董作宾在事前还先拟出发掘计划和方法。他们把小屯遗址分为三区，采用平起、递填的方式，探得甲骨在地下的大致轮廓后，分三步实施大规模的发掘。一共挖掘了40个坑，面积达280平方米，出土了陶、骨、铜、玉等各种器物近3000件。

1936年，考古队发掘到了一个车马葬坑，里面有完整的马车和四匹马的遗骸。这在之前都没有见过。正当考古队以为这是本次发掘的最大发现时，在不远处的地方又出土了大量的甲骨。在不到半立方米的泥土里，一个半小时就出土了3760块甲骨。又继续挖了一天时间，甲骨还是层出不穷。

考古队意识到，这个地方非比寻常，为了能够更好地保护起来，考古队决定，将整块土方切割，运回南京的研究总部再慢慢清理。

于是，就有了一开始那场充满艰难险阻的旅行。

从1928年开始到1937年10月，官方总共组织了15次的发掘，董作宾主持了3次，参与了7次，在以小屯村为中心，辐射到周围的侯家庄、后冈等，总共发掘出土了几万片甲骨和青铜器、玉器陶器等许多重要的器物。

除了董作宾，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叫做李济。

李济是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毕业于哈佛大学。他也曾接手领导了多次殷墟的发掘工作。

董作宾虽然也是考古专家，但毕竟受到传统教育的限制，每次挖到人骨遗骸的时候，都觉得是对古人的冒犯，急忙安葬。但李济则不同，发掘之初，李济就提出：“一切的原始材料，只要能体现人类的活动，哪怕是残陶碎骨，只要是经过有计划的科学方式采集得来的，就能显现真正的学术价值”。

两位考古大师合作，相辅相成，才有了殷墟发掘的成功。

在这个过程中，考古队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和质疑。

首先是地方势力的阻扰。

殷墟发掘之初，中原大战狼烟并起，地方政府又不容“外省人越俎代庖”，中央考古组的进驻也极大地触动了当地古董商和土匪的既得利益，百般阻挠之举纷纷上演，甚至直接威胁到考古组同人的生命。直至1931年后，殷墟考古发掘才逐渐顺利。

其次是社会上的偏见。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科学考古，很多人并不清楚其中的意义，甚至把考古和盗墓相提并论。当时国民政府有个高官叫戴季陶，竟然这样批评考古工作：“近来以来，研究国学科学诸家，忽起一发掘古墓寻取学术材料之风…… 掘墓之事，明明为刑律严禁，古代于自掘祖墓者，处以凌迟，现今各省，亦有以死刑处之者。今诸君子何心，而自掘民族全体所应共爱共敬之古人坟墓，以自伤其祖先之德，败其同胞之行，而引后世子孙以不正之趋向耶？”

那意思是：古代挖人祖坟是要凌迟处死的，现在你们这些人打着科学的名号，挖中华民族的古墓，该当何罪呀！

连高官都是这种看法，更何况一般的老百姓呢？

然后是外敌入侵。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原大地再度遭遇战乱，人民流离失所。战乱之中，董作宾和考古队不得不停止了工作，将那些珍贵的文物运到西南大后方。以当时的人力物力和交通条件，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

就在这种四处逃难的环境中，董作宾每到一处，都要打开箱子里的出土甲骨进行研究，完成了多部关于甲骨文的著作。

其中最为著名的，有《殷历谱》。通过对甲骨记录中六十干支日程的检验，编成了35个历法表。为商王朝统治和历代商王在位年代的计算确立了牢固基础，记载了从盘庚起商朝各王在位时间，共历287年。这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本以科学方法推算出的商朝年表，为后来人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傅斯年就评价《殷历谱》：“使中国信史向上增益300年”。

新中国建立之后，中断的殷墟发掘工作才重新开始，这些年来，一共出土了近15万件甲骨，在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对甲骨文中的部分文字也已经破译，但还有大部分文字至今没有破译。

2016年，中国文字博物馆还悬赏，破译一个甲骨文奖励10万元，可谓一字千金。

那么，破译这些3000多年前，早就已经没有实用价值的古文字，究竟有什么重大意义呢？

3、

仓颉造字，我辈寻踪

相传，上古时期，仓颉造出了文字。当文字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天，鬼神夜哭，认为人类将变得狡诈。

传说已不可考，但这也说明了文字的发明，对于人类社会的进步起到了里程碑式的作用。仓颉造字的传说，从战国时期就已经广泛流传，只是当时的人还不知道有甲骨文的存在，以为仓颉所创造的文字，就是战国时期流行的篆书。

直到3000年后，甲骨文重见天日，我们才明白，这就是目前能见到的最古老的汉字。

甲骨文使用了象形、会意、指事这样的造字方法，这就是我们现在大部分汉字的组成逻辑。

而且从发掘的甲骨文来看，已经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字，在甲骨文之前，很可能还有更古老的文字，它们才是汉字的始祖。

随着后来的考古发掘，有人认为距今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中，发现的240个刻画符号，很可能就是甲骨文的起源，也是汉字的起源。

但，这在目前还没有得到确切的证明，毕竟连甲骨文都还有差不多四分之三没有破译出来，更何况更早的良渚文字。

汉字，是所有古代文字中，至今还在使用的文字。正因如此，我们才能看懂孔子的《春秋》，司马迁的《史记》，才能轻而易举地了解中华文明几千年来的传承。

甲骨文的发掘，不仅仅是证实了商朝属于信史。它更重要的意义，是将中华文明“一脉相传”的理念更深入地印刻在我们的心中。

这一笔一画，横竖弯钩，曾经被刻在龟甲、竹简上，被写在绢帛、宣纸上。几千年来，我们都书写着同一种文字，几千年来，朝代更替，但文脉不曾断绝，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文明都无法比拟的，这也是中华民族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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